我看基督教的传播
内容提要：本文从笔者对基督教的亲历说起，指出了基督教传播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缺点“不变”，并通过回顾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浪潮，进一步指出基督教传播要求变，要坚持对话，并在其中发展和提升自己，才是上策。
关键字：基督教 中国 传播 对话
一 体验基督
对于宗教，我想我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经历了进入基督教和离开基督教团体的转变。
对于基督，我除了从课本上知道一点外，就是切身体验基督教人士的为人。最早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家乡有很多老人、妇女、少量的中年男人和个别年轻人加入了教会。他们可以说都是困难的人们。他因为基督的救苦救难的精神而有了精神依托，从此看问题有了另类的视角而豁然开朗。他们坚持不跟别人计较，不跟别人吵架、忍让等。他们每天都自省：今天我做了什么好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要忏悔的。上了大学，宿舍有一个同学是基督教徒，当然一开始大家可能有些别样的眼光看他，但是很快就转变了，因为他对人特别好，处处为人着想，他有好吃的一定也有宿舍人的一分；你要出门远行了，他不声不响的就给你买回一堆路上吃的用的东西，从来都是敞开着胸怀接纳人，简直就是活雷锋。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兰大教授，他是我男朋友的老师，而且在病中，我常常去看他，每次去他都给我讲有关“爱”的哲理。他把我和他的孩子一起交给了基督。我是怀着对“爱”的向往，而走进基督的。其实也是领略老师对我的好意。在他心中，把我交给基督，就能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能平静心态、能谦和爱人、不大喜大悲。
在基督教组织培训的那段时间里，我对基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也发现了基督教最致命的弱点――不变，这也是我离开它的原因。所有圣经上讲的神谕，教员让我们真正内心里认识道它是历史上确有其事。特别是关于一些教史上关键的基督人士。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不能说，因为如果我说了，我就是背叛了基督。所以我领略了部分基督教的精神，在老师病逝后，我就从基督教组织中出来，从此脱离组织。
二 我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当年佛教入主中国，主要就是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互融合，才为人们广为接受的。而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进入中国都被迫走向消亡。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文化冲突。
（1）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是唐代景教的兴盛，由于唐朝是一个很开明的朝代，各种宗教都发展的很快，寺院经济兴盛，但是过犹不及，发展到唐后期，当宗教影响到政权和经济生产的时候，出现了“灭佛运动”，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景教也受牵连，景教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多年后，就此渐趋销衰，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振。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了。这个时期的景教跟儒教和道家都没有多少融合，影响也比较有限。
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明朝中国的闭关锁国，西方却经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然后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传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战争"，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但是当时的朝廷始终坚持把基督教传教士拒之门外。后来传教士还是以各种方式在“上帝”的名义下进入中国。1810年，马礼逊神父和他的助手第一次把《圣经》全文译成中文，使基督教的这部经典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再次的渗透。传教士不仅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而且深荫中国文化，注意与“儒学”融合，出口“之乎者也”身穿“儒服儒冠”。这次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技术并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传教活动才开始受到当时士大夫阶级的赞赏。但是基督教和儒学毕竟是两种很相异的文化，在清初的时候发生了“礼仪之争”――要求华人基督教禁止祭祀孔子，康熙断然拒绝，并对基督教下了逐客令，传统与现代的斗争就随着康熙的一挥手而走向消亡。
第三次是1840年一声炮响，中国的国门由此打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创造的具体形式(如军事、政治、经济的目标)作为先导，因此，它自然首先谋求这些形式自身利益的实现，在中国建立世俗的立足点，成了它的战略基础，如把宗教的传播与政治要求、经济要求甚至治外法权联系起来。在戊戌变法中，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支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力图使基督教文明的政治文化深入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近代基督教文化，真伪难辩、甘苦交加，这既是宗教传播的历史，又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征服与侮辱，又包含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衰朽帝国的攻击与讨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基督教原则上坚持三自方针，拒绝国外任何宗教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还没有结束。
（2）解析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中，儒家正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立和斗争，让这个以“不变”为重要特色的宗教最终没能幸存。究其原因，应该还是固守教规，不注意运用公关策略，也不能有容人之肚量，当然会引起与内地各派系的斗争，问题的白热化结果就是传统的正统思想在统治阶级的重申下取得胜利 ，而基督教文化走向灭亡。
第三次基督教不仅借助了披上儒家的传统外衣，还借助了外国科技以及政治对中国的入侵，当然入侵是让国人难以接受的，但是基督文化的教化作用却对国人有重要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基督教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的基督教精神，当时基督教积极推动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虽然说是成功进入了中国，但是其中的排外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基督徒从来就只相信基督是唯一的真神，其他的所谓的神都是伪神，都是要向基督称臣的。由此而生的基督教拒绝对话，似乎将成为它的下一个危机。在这个多元化思想广为接受的年代，对话，真诚地敞开胸怀，接纳人，接纳相异的观点，至少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并与之求同存异，在对话中，彰显基督教文化的优越之处，才是发扬光大之道。因为在这种对话中，基督教能不断吸取新的思想观点，提升理论水平和修正不合理之处。而如果继续拒绝对话，在别的宗教积极参加到对话的形势下，基督教必将成为下一个被鼓励对象，成为极少数人的宗教，从而对社会的影响边缘化而使自身在宗教系统中也边缘化。
基督教相比较而言，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佛道主张出世，而基督的精神似乎略显大气。基督教“原罪”论所强调的“忏悔”思想也是中国国人所要积极吸取的。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不信神的社会，能让基督教的很多思想在对话中深入人心也或多或少是一种求生存就发展的策略。但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不能变”的顽固思想。 |
:em218:....
今天在资料室转来转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大脑发晕借了本《对话与梦想》。看完整本书感觉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一个有人赞助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大肆宣传了中国十大网站。美其名曰“对话”的背后，是中国十大网站总裁们的自我宣传和网站宣传。这如果算作是一次大型学术演讲尚可。但是能称之为对话吗？谁跟谁对话了？整个书本，没有学生的声音，只有筹办者和演讲者的声音。这就是中国学界人士心目中的对话吗？我不禁想对对话这个概念正名。它不是一个人说一个人听，也不是媒介猜度下的单方面说，而是尽量真诚的面对面，求同存异的交流。这就决定了对话具有交互性、多声音性、平等性。